为什么要严格限制金融利益集团？

之前在《透过机构改革，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》谈到金融领域将进行根本性的大改，要从过去高于其他任何行业，降格为一个正常的不讲特殊性的行业，尤其是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，也就是最近谈的“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”。

用一句话来概括未来的金融业，就是要做好执行、做好服务，别老想指手画脚讲特殊。

这一切的核心是避免走上脱实向虚的路子，中国拥有14亿人口，各地区发展差异极大，这就决定了只有少数发达地区、少数群体获利的虚拟经济绝不可行，只有实体经济才是国家发展的本钱，才能实现共同富裕。

2017年，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曾很强硬地表态，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、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、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的“三大失衡”，这个态度一定要好好理解。

这也是昨天提到房地产领域去金融化的含义所在。

为什么老说金融过度发展会导致脱实向虚？

这与金融利益集团有关，而且已经有现成的教训。

在冷战时期，其实美国的金融业也不过是一个普通行业，但冷战结束，失去了对手，加上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，导致大量低附加值的产业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。

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，美元彻底脱开了与黄金的联系，成了纯粹信用货币，美元成了最大的出口商品，导致经济进一步虚拟化，金融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持续增大，甚至发展到大而不能倒。

这个结果是怎么造成的呢？

要回到开头，看看金融业是如何从一个普通行业变成超越其他行业的特殊行业，关键的时间点是上世纪后三十年。

众所周知，美国允许各利益集团采取各种方式影响决策，典型的如政治献金和总统竞选。

原本各行业投入的资金都差不多，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，美元成了理论上可以无限发行的信用货币，金融业收益大增，可以拿出更多的钱去做政治捐献，很快金融业就超越其他利益集团包括军火、能源等，成了政治、竞选的最大赞助者，有了钱就可以大规模收买关键人物，还能够砸出海量广告去给全社会洗脑。

更重要的是“旋转门”的存在，既然金融这么有钱，又允许政商之间彼此转换身份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。于是白宫高官中有华尔街背景的越来越多，克林顿时期（1993年-2001年）达到巅峰，占比甚至超过一半，此后也基本保持在四成左右，到了现在又有所回升。

而财长等经济领域高官更是主要由华尔街人士担任，比如克林顿时期的财长罗伯特·鲁宾是高盛集团主席，卸任财长后又成了花旗集团的主席；小布什时期的财长亨利·保尔森，同样来自高盛集团；拜登时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布赖恩•迪斯、副财长阿德瓦莱·阿德耶莫都来自黑石集团，就不多举例了。

特别需要注意的是，海量的资金还投入了学术界，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金融行业大扩张的经济学理论。

比如1970年尤金·法玛提出并深化的“有效市场假说”，认为市场是万能的，要求极大简化监管，其实核心就是为了从理论上支持金融业无限扩张。

至于现在流行的“现代货币理论”，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。这跟医疗领域颇为类似，高端的利益输送实际是打造一篇篇影响深远的医学论文，这里面有着巨大的利益。

投入这么大资金，肯定要谋取更大的利益。

对金融业来说，最大的诉求就是不断削弱对金融的监管，最好完全放任，成为不被监管限制的特殊行业。

其实从二战结束后到1980年代初期，美国建立了一整套金融管控体系，有很多防风险的设计。比如《Q条例》设置了银行存款利率上限，甚至要求不得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，定期存款也有限额，就是要降低银行存款的吸引力，减少存款，还要征收利息平衡税，而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金融的发展。

又比如限制银行跨区跨界经营，银行并购有严格的地区限制，更要求商业银行、证券公司、保险公司分业经营，这就限制了金融业的规模，也降低了风险；还比如对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严格监管，可以说金融业的所有环节都在监管中。

然而从金融利益集团重金砸钱开始，这些监管限制一个接一个被解开，这个过程持续了20多年：从1978年解除高利贷利率上限管制开始，1980年取消了定期存款利率上限，1982年允许存款机构跨地区并购，再到1994年允许商业银行进行跨州并购，1996年允许商业银行从事投行业务，到1999年的《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》，直接允许银行和保险公司可以并购，禁止混业经营的最后束缚也被打开了。

后面的事就不用赘述了，只谈谈金融集团的规模吧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最大的银行总资产也不过刚刚超过1千亿美元，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3.5%左右，然而现在规模最大的摩根大通总资产超过2.5万亿美元，相当于同时期美国GDP的10%以上，而且万亿美元、千亿美元规模的金融机构数量大增。

想想看混业经营、不受限制的并购、不断膨胀的规模，必然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大增，然而却又面临“大而不能倒”，风险越来越大，直到再也压不住，彻底爆破，比如2008年。

这有什么后果呢？

金融回报太大了，也只有最尖端的先进制造业能够抗衡，大量精英涌入金融业，但金融业又不需要这么多人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，整个金融业从业人数也不过800万人，到现在也没能突破，然而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却高达20%以上、利润更是占所有企业利润的40%以上，这还不算与金融关系密切的房地产。

也就出现了成熟制造业严重萎缩、创新和尖端产业极为发达的局面，能够创新但不能生产。毕竟资本市场最喜欢听故事、最喜欢“超预期”、最喜欢期待未来，创新这种不确定性极大的，最受资本市场欢迎，不论能够成功、到底有多大收益，这都可以炒作获利。

但这也就意味着，除了少数精英，广大普通人意义大打折扣，没有实体经济形成阶梯化的良性就业结构，普通人也没法通过不断提升自己实现跨越，就业就出现了严重断层，最顶点的金融和先进制造业与普通民众之间有一道深深的鸿沟，想要跨越难如登天。

然而就算有了创新，也没有产业体系能够支撑落地，开拓了一个又一个新产业，吃到了巨大红利，但产业却落在了其他国家，越来越多的企业只在乎资本市场的升值。

甚至出现了“季度资本主义”，公司为了资本市场的升值，必须每季度放出好消息、好故事，而且还不愿意进行长期、大成本投入，免得影响了三个月一公布的季度利润表，于是长远发展也就被牺牲了。

比如波音持续衰弱就是因为“季度资本主义”，为了利润表好看，必须降低研发投入，老旧的737一直用了50多年，在老机体上缝缝补补，导致安全事故频发，渐渐被空客超越。

说到这，应该能理解，为什么必须严格限制金融利益集团，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。至于那些鼓吹自由化、弱监管的，那都是上世纪80、90年代的老一套了，又能蒙得了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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